理诉交易，自有条限。毛汝良典卖屋宇田地与陈自牧、陈潜，皆不止十年，毛永成执众存白约，乃欲吝赎于十年之后。本县援引条限，坐永成以虚妄之罪，在永成亦可以退听。今复经府，理赎不已，若果生事健讼之徒，所合科断。详阅案卷，考究其事，则于法意人情，尚有当参酌者。大率小人瞒昧同分，私受自交易，多是历年不使知之，所以陈诉者或在条限之外，此姑不论也。永成白约，固不可凭，使果是汝良分到自己之产，则必自有官印干照可凭，今不赍出，何以證永成白约之伪乎？此又不论也。但据永成诉，汝良所卖与陈自牧屋一间，系与其所居一间连桁共柱，若被自牧毁拆，则所居之屋不能自立，无以庇风雨，此人情也。又据永成诉，汝良将大堰桑地一段、黄土坑山一片，又童公沟水田一亩、梅家园桑地一段，典卖与陈潜，内大堰桑地有祖坟一所。他地他田，不许其赎可也，有祖坟之地，其不肖者卖之，稍有人心者赎而归之，此意亦美，其可使之不赎乎？此人情也。使汝良当来已曾尽问，永成已曾批退，则屋虽共柱，地虽有坟，在永成今日亦难言矣。今汝良供吐，既称当来交易，永成委不曾著押批退，则共柱之屋，与其使外人毁拆，有坟之地，与其使他人作践，岂若仍归之有分兄弟乎！今官司从公区处，欲牒唤上毛汝良、陈自牧、陈潜，将屋二间及大堰有祖坟桑地一亩，照原价仍兑还毛永成为业，其馀黄土坑山、童公沟田、梅家园桑地，并听陈潜等照契管业，庶几法意人情，两不相碍。陈自牧、陈潜既为士人，亦须谙晓道理，若能舍此些小屋地，非特义举，亦免争诉追呼之扰，所失少而所得多矣。

许奉居安庆府之怀宁，绍兴三十二年买入金立田业一段。其后许知实为主，知实死，其子许国继之，为许奉后，真伪实未可知，或是相传，或是买入，无所凭据。但许奉元来入户赤契，却系许国收掌。至嘉定六年，尝典与张志通、杨之才。七年后，卖与朱昌。朱昌得业，系在张志通、杨之才名下赎回，皆有连押可證。交收花利，输纳官物，据本乡勘会，并系相传得产人主之。许奉初契既已投印，张、杨之典，朱昌之买，亦出干照分明。去年之春，忽有许德裕者，来自光之固始，诉于州，自执宗图，称为许奉之孙，而许国系是别派，不应盗占己业。考其所供，淳熙九年，其父名多才，自怀宁徙居于光，收得许奉亲弟许嵩扑约一纸，谓元买金立产业，系属众分，唯嵩一位，独留怀宁，自管耕种。依分还租，此理固有之，但方当立约，德裕未生，及至持讼，许嵩已绝，纵有私约，非官文书，更历年深，何所照据？又嘉定二年入状怀宁，尝诉许国盗耕田业，时只凭和劝，陪还租课，得钱五十贯文，不欲尽情根究。果有此项，犹可供对，今既无元案，又无对定文字，且典卖之后，又经十四年，不曾有词，平白入状，只据口说，又何所凭？窃详德裕所供，虽曰有扑佃文字，然自淳熙九年至嘉定二年，相去二十七年，胡为全不交租？虽曰续曾陪还价钱，然自嘉定二年至宝庆三年，相去又十九年，胡为不再管业，直至去春，方来入词？许德裕之父多才元与扑佃者既死，许国之父知实元自为业者又死，许奉之弟许嵩元立约还租者又死，却欲妄凭宗派白约，意在昏赖，实难行使。以意度之，许国未必是许奉之后，许嵩却元为同分之人，若谓许国冒占许嵩之田，决无此理，必是许国之父知实就许嵩名下买入，其他诸位亦已釐革，年深莫知首尾，无可参照。准法：诸祖父母、父母已亡，而典卖众分田宅私辄费用者，准分法追还，令元典卖人还价。即典卖满十年者免追，止偿其价，过十年典卖人死，或已二十年，各不在论理之限。傥许嵩尚存，讼在交易十年之前者，只是还价；十年之后，复与免追，且无可得田之理。自淳熙九年至今，首尾通五十七年，许嵩户绝，悉无其人，岂得更在论理之限？合照见佃为业。